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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概况(一)

发布时间:15年11月19日    作者:张家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来源:《张家界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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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迄今已发现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古遗址20余处。位于慈利县蒋家坪乡的金台村遗址,在距地表1.5米深的第四纪次生黄土层内采集到很多石器、石核等,体现出市域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延续,证明距今约520万年左右先民就在溇澧沿岸繁衍生息。位于桑植县城的朱家台商周遗址,发掘出许多陶器、陶片和石器,经鉴定,属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类型,被命名为“桑植文化”。位于市城区的古城堤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的器物。其文化遗物以陶系为主,经考证为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遗存,对研究长江中下游古代文明史具有深远意义。

张家界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的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3%。上古三代,张家界属“九州之外地,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于远,不受其贡”,历史上被歧视为“蛮荒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千百年来,市域先民凭借这方水土,开发民智,启迪善德。崇山峻岭铸就张家界人的风骨,自然风光陶冶他们美好的心灵。“土厚而风淳”成为张家界历史文化的主线,朴实、勤劳、勇敢、进取是张家界人的精神品质。

张家界自古以来人文蔚起,英才辈出,千百年来,形成反压迫、反剥削、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东汉年间,“狠增贡赋”,徭役失平,“溇中精夫”相单程率士兵揭竿而起,其势迅速遍及澧水下游及沅水流域。“溇中蛮”首领覃儿健,率士兵操练习武,教土民垦种陇田,生产自屯,杀官吏,烧官府,举义造反,震惊朝野。明朝初年,覃、向大坤、夏德忠等先后举起反明大旗,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迫使封建朝廷采取“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保住土家各族先民的“依俗而治”,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鸦片战争爆发后,一批张家界籍仁人志士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为抵御外侮、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作出贡献。清道光二十年(1840),永定县(今永定区)人郭宏升任浙江衢州总兵,奉调赴镇海抗英,虽年届七十,仍率兵浴血奋战,同年十二月卒于镇海军中,朝廷赐谥“杨威将军”。永定县人刘明灯,清同治五年(1866)任台湾镇总兵后,内修武备,外御强侮,剿抚盗匪,同时汰陋规,革积弊,未经年,台湾得治。辛亥革命前后,张家界籍谷壮猷、罗剑仇、唐牺支、王正雅、杜心五、孙道仁等不少知识青年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民国5(1916)3月,桑植籍青年贺龙组织乡邻农民、志士等21人,凭借“两把菜刀”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后在桑植县洪家关建立一支农民武装“反袁救国独立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家界一批有志青年先后加入中共党组织,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在长沙明德中学求学的慈利籍青年朱莽结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市域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1923年,桑植籍在常德读书的青年、共产党员彭玉珊、朱慈堂、谷及峰等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利用假期回乡,秘密建立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192610月,中共慈利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张家界市域建立的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此后,市域各县相继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张家界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揭开崭新的一页。近现代,张家界地区涌现出一批共和国的杰出人才。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共和国元帅贺龙,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袁任远,曾任商业部部长的范子瑜,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臣陈能宽,被地质界称为“田泥盆”的中科院院士田奇王隽,著名地貌学家王德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著名学者卓炯等。

张家界市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是湘鄂西、湘鄂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和中心区域。南昌起义后,1928年春,受中共中央派遣,中共湘西北特委委员周逸群、贺龙等辗转回到桑植,迅速组建起工农革命军,同时建立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42日,领导和发动桑植起义,拉开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287月,中共湘西特委派代表陈协平到桑植罗峪(今谷罗山乡),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批示,设立湘西前敌委员会,并对部队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工农革命军”改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1月改称红四军),这就是历史上的“罗峪整编”。19297月,贺龙率红四军连续粉碎国民党部两次“围剿”,取得桑植南岔、赤溪河大捷。至此,桑植和湖北鹤峰的红色区域连成一体,形成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410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1月,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庸县城(今张家界市城区)建立,标志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成震惊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19351月,蒋介石派出6个纵队约10万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红二、六军团大举进犯。为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第六次“围剿”,127日,任弼时、贺龙等在大庸县丁家溶组织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会议集中批判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关于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2月,国民党湘西地方武装朱际凯等部充当进攻苏区的前锋,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慈利县溪口发起“棉花山阻击战”。3月,贺龙、肖克率红二军团在大庸县城西鸡公垭,与国民党湘军李觉19师和川军郭汝栋26师展开“鸡公垭战斗”。4月,红二、六军团在桑植陈家河全歼敌陈耀汉部172旅,取得陈家河大捷。193511月,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突破国民党澧水封锁线,踏上北上抗日的艰苦征程。1928~1935年,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率部在张家界市域浴血奋战。在8年的反围剿斗争中,市域各县均建立起中共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红二、六军团经历有名的战斗数十次,消灭国民党军队一批有生力量,钳制国民党军120个团的兵力,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上万名优秀的张家界儿女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家界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3万多名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一大批抗日士兵为国捐躯,并涌现出陈牧农、王育瑛、向汉生、覃子斌、张沈川、王玉梅等一批抗日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市域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感召下,张家界各族各界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投入抗日战争。19431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慈利县。驻防慈利的国民党军七十三军十五师四十五团将士在团长丁廉的率领下,在慈利螳螂岗至热水坑一带伏击日军,毙敌数百(今“倭寇万人冢”遗迹犹存)

解放战争时期,市域各县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4973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解放慈利;101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和一三九师分别解放桑植和大庸。至此,张家界市域获得解放,步入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家界迅速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进行清匪反霸、土地革命,完成“三大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大批南下干部到张家界参加剿匪斗争和新的政权建设。同年8月至19503月,慈利、大庸、桑植先后成立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并陆续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的区、乡、村组织。张家界全境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残留在市域的土匪武装卷土重来。为巩固新生政权,按照“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市域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9501月,盘踞慈利为匪多年、作恶多端的匪首朱际凯(朱疤子)被活擒。同年4月,桑植匪首、国民党暂二师师长陈策勋被活捉。1965323,湘西最后两名顽匪覃国卿、田玉莲夫妇在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的缸钵洞被击毙。 

195012月至19524月,市域3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土地改革后,各县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其间,95%以上的农户先后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城及乡镇的各手工行业和工商业纷纷组成生产合作社、合作店、合作组,或实行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

1958~1978年的整整20年间,市域各县同全国各地一样走过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道路,历经10年“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其间,一方面因为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种种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科教文化事业及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市域3县工农业总产值2.69亿元,为1952年的3.2倍。1977年,大庸、慈利、桑植3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63元、60元、57元,与解放初期相比均有大幅度增加。但3130多万农村人口仍有近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张家界各级党委和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因地制宜,制定出强农兴工、发展旅游、搞活流通的发展战略,3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发生深刻的变化。至1988年,3县工农业总产值11.36亿元,为1975年的4.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442元,实现旅游收入270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