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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家乡三千子弟参加南昌起义建功勋

发布时间:17年08月29日    作者:向凤毛  张海峰   来源:向凤毛  张海峰

 

贺龙家乡三千子弟参加南昌起义建功勋

进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那支正被抠动板机的“惊天第一枪”和那面鲜艳的八一军旗。当我们掀开八一南昌起义那段辉煌的历史时,不禁会想起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是他们用鲜血浇铸了军旗,使我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中竟然有3000人是来自贺龙家乡桑植的子弟。把红旗插上南昌城头的是贺龙家乡的子弟兵,一家五口参加南昌起义的是贺龙家乡的子弟兵,10多名师、团长是贺龙家乡的子弟兵。为了鲜红的军旗和五星红旗,仅贺氏宗亲就有上千人牺牲,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罕见的,成为三湘儿女永恒的骄傲,展示了湖南人在建军中的铮铮铁骨。

 

听党指挥,紧跟贺龙闹革命

20世纪初叶,以贺龙为代表的桑植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高举“护国讨袁”的大旗,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16年3月,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深得民众拥戴。在此影响下,家乡有识之士纷纷跟随贺龙闹革命,贺龙几起几落拉起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入川讨贼,参加北伐,经过10年征战,发展成为了一支劲旅,在北伐左翼战场立下赫赫战功。

在贺龙的带领下,子弟兵中涌现出众多得力助手和战将,先后成长了10多名师、团长。北伐时期,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跟随贺龙从戎后,1926年10月任贺龙部(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旅长。他率兵在北伐战争前线屡立战功,先后攻克澧县和鄂西重镇宜昌,歼灭了吴佩孚一个精锐师,使贺龙部队威名远扬。在两湖北伐战场,贺龙师部中还有桑植籍的旅长贺敦武,大庸籍的参谋覃辅臣及李吉宇等官兵,他们一直跟随贺龙,两次进攻鄂西,占领松滋,攻克沙市,进入宜昌。1927年2月,他们随贺龙镇守武汉三镇外围。5月,贺龙部入豫,参加第二次北伐,攻逍遥镇,占领许昌,进军开封,为北伐胜利立下战功。

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贺龙及其家乡子弟兵逐渐认识和接受了共产党,实现了“军事上听唐生智的,政治上听共产党的”到“军事上、政治上都听共产党的”伟大转变。北伐革命初期,贺龙和共产党人周逸群成为亲密的战友。贺龙请共产党人帮助改造部队,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部队建立政治机关,旅、团、营、连配设政治工作人员,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周逸群在营以下官兵中开始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第一师中桑植籍营长王炳南、贺桂如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次北伐时期,贺龙进一步密切了与共产党的关系,据《贺龙传》中记载:“部队中的许多工作都按共产党的建议去办,使独立十五师成为共产党倚重的武装。”

南昌起义前夕,贺龙曾对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他领导的第二十军表面上是武汉国民政府江精卫集团指挥的部队,参加了东征讨蒋,而实际上已经坚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1982年8月,彭真在回忆南昌起义前的贺龙时指出:“贺龙在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中,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由表及里,他从现象看到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不顾个人安危,于是他把个人命运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让贺龙当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依据就在这里。”身着旧军服的贺龙,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虽然国民党目前在军事上的势力要比共产党强大,但是军事上的优势,没有好的政治主张是靠不住的。共产党依靠和团结工农大众,正是自己终日找寻的好政党。于是,在时局变幻时刻,他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并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白色恐怖来袭时,贺龙挺身而出,坚持把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留下来继续工作,保护和收留了大批被其他部队驱逐或“礼送”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运和农运工作者以及军队中的政治干部。在这一时期,被“礼送”出境的朱德、刘少奇等都得到了贺龙的安全护送。

在决定南昌起义的关键时刻,第二十军中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一些觉悟低的军士思想动摇,畏首畏尾,疑虑重重。但贺龙家乡子弟兵坚决表态,给予了贺龙极大的支持,为贺龙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勇气。1927年7月31日,贺龙集合营以上军官紧急训话:“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今天要起义了,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军长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坚决跟你走!”10多名桑植籍的师、团、营长率先表态,其他团、营长们纷纷响应。贺龙接着说: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若有违反,决不姑息!

三千家乡子弟跟随贺龙从军闹革命,当初的想法跟贺龙一样,想找一条好路子,找一个好领导。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他所带领的三千家乡子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血与火的战斗中。

首战用我,南昌城头打头阵

在南昌起义纪念馆内的“英名录”上,我们看到参加南昌起义人员中留下姓名的仅1046人。虽然贺龙所率领的家乡子弟大多没能留下姓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队伍”。刘达五在《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中这样记载:“1927年8月1日起义前半个月,二十军已集中到湖北黄石港、大冶、黄冈一带,说的是要东征。当时,二十军3个师只有5个团。第一师辖一、二团;第二师辖三、四团;第三师只有一个第五团(第六团是7月中旬以后再增加的)。每团3个营,每营4个连,每连4个排,都是超员的。每个团的实有兵力都在两千人以上。加上军、师直属部队,全军实有兵力不下1.8万人。增加第六团以后,总兵力达到2万人。”

第一师是二十军的主力,师长贺锦斋是桑植人。所辖第一团大多数是跟随贺龙多年的老部下。第一团在南昌起义中,作为二十军的先锋部队,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据刘达五回忆,南昌起义后贺龙十分关注老一团,一碰面就向他询问部队的伤亡情况。贺龙说:“我这点老本钱,你总算没有给我丢掉。老一团的人,大部分都是从桑植跟着我一路出来的。”刘达五的亲属至今保存了一张第一团官员们北伐时英姿飒爽的集体照片,照片上有刘达五的题诗:“精锐第一团,革命着先鞭。留影赤壁岸,指日定中原。”

根据南昌起义的作战部署: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负责攻打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为夺取南昌起义的胜利,贺龙对部队进行了极为严密的安排。他将起义军总指挥部设在第二十军军部,特意与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和江西省政府毗邻。除安排手枪警卫队等负责谭平山、刘伯承等人及军部的安全外,还在附近安排堂侄贺桂如率兵守卫。贺桂如骁勇善战,北伐时期,曾在血战荆江攻克宜昌战斗中激战5昼夜不下火线,是一员“虎将”,由他率兵驻守可确保万无一失。起义前敌委员会设在江西大旅社,为确保前委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贺龙派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亲率所部守卫,师部就设在周恩来的楼下,安排4个警卫连、2个手枪队、1个机枪队、1个步兵队负责警卫。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余愿学(桑植籍)率团驻扎在江西省政府旁,随时准备发动攻势。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首先在朱培德总指挥部章江路藩台衙门口打响。守卫这里的警卫团,是朱培德滇军的精锐力量,是起义军面临的最强劲对手。因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密报,他们已悄悄做好了防止暴动的准备,6挺机关枪早早地架在鼓楼上。南昌起义打响后,贺锦斋率部担任正面主攻,激战国民党朱培德滇军精锐警卫团,但是几次冲锋都被敌人机关枪凶猛的火力所压制。这时,贺龙亲自坐镇指挥,下令“带老子的基本连干掉它”。贺龙所指的基本连是老一团的五连和七连,武器装备较好,大部分士兵都是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时带出来的家乡老兵,每次打仗都是敢啃“硬骨头”的“铁拳”。危急时刻,依然是这两个连冲锋打头阵。在师长贺锦斋、团长刘达五等率领下,一排手榴弹甩过去,战士们凭借着烟雾掩护,奋不顾身地冲向衙门口,翻墙进院,强攻鼓楼,最后与敌展开白刃战,全歼顽敌,夺取了南昌起义关键性的胜利。

藩台衙门口战斗打响后,三团团长余愿学率部冒着枪林弹雨,架设云梯,登城肉搏,全歼南昌北城守敌,成功将红旗插上南昌城头。二师副师长兼四团团长贺文选,率部执行阻敌驰援、就地歼敌任务,为起义建立奇功。贺文选一家五口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分任团、营、连、排长,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发挥了骨干作用。一师五团代团长兼一营营长王炳南,在起义打响后立即对敌驻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发起进攻,并夺取胜利,与贺文选一道,堵住敌人入城驰援的大门。贺桂如、贺秦封、贺学定、贺春轩、文南甫、贺勋臣、刘炳然等一批桑植籍营职军官,在起义战斗中都立下赫赫战功。

南昌起义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第一次成功地用枪杆子打下了一座省城,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胜利的坚强决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贺龙所率领的第二十军作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总兵力接近两万人,其中以贺龙、贺锦斋、余愿学、贺文选、贺桂如、王炳南为代表的三千家乡子弟在起义中英勇战斗打头阵,不畏牺牲破强敌,为起义的成功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

前仆后继,红旗漫卷湘鄂边

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张家界桑植这块土地上已经播下了武装起义的种子,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特别是南昌起义之后,这块土地上的斗争就再也没有停息过。在贺龙等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树立起湘鄂边第一面红色旗帜,在短时间内,这杆红色旗帜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湘鄂西地区。

在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桑植被“清共缉贺”的恐怖氛围笼罩着。反动派出于对贺龙及其追随者的仇恨,对贺龙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洪家关“十室九空”。特别是国民党桑植县长陈策勋,为报杀叔(陈图南)之仇,多次派兵到洪家关实行“清剿”。贺氏家族的亲人们被迫到处躲藏,有的终日在山中躲来躲去,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翁淑馨是贺龙堂兄贺敦武的妻子,她在《我与贺龙》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住进洞穴,安全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生活上却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日子一长,邪毒久羁,我们都长了一身毒疮。由于无药医治,这种脓疤结痂之后,开始流出一种黄稠的脓液体。毒疮糜烂之后,难闻的腥味弥漫在狭窄的洞子里,令人恶心不已……一个个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冰凉的石洞里,张着嘴,喘着气,如同快完蛋的鱼一样,等待着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洪家关外逃他乡的达36户,贺氏族人被杀害的达80多人。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贺学如,出生仅50天。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南昌起义后,贺锦斋回到家乡重新组织革命武装,与阔别多年的妻子戴桂香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起填词改编了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曲经典民歌深情柔婉,动人心弦,荡气回肠,一直传唱至今。1978年9月8日,在贺锦斋烈士牺牲50周年的纪念日里,戴桂香在《缅怀先烈忆锦斋》中写道:“想起锦斋‘吾将吾身献吾党’的钢铁誓言,想起他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艰苦奋战的革命精神,我感到要顽强地活下去,与敌人作斗争,这样一直坚持到全国的解放。”戴桂香就像是桑植这块土地上的活化石,执着守望了67年,直到94岁辞世。以戴桂香为代表的贺氏遗孀,她们用忠贞坚守爱情,用忠诚坚守信仰,用顽强书写生命。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之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投奔贺龙干革命”早已在家乡人心底生根发芽。“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跟着贺龙闹革命,脑壳砍了碗大个疤!”这首贺锦斋创作的红色民歌正是当年贺龙家乡人民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在贺龙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生涯中,他的宗室族人,家乡父老,义无反顾地跟随贺龙闹革命,这其中不仅是受到贺龙崇高的品格魅力和坚定情怀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去跟随贺龙实现民族解放的伟大理想。

当南昌起义部队转移到广东潮汕地区失利的消息传到贺龙家乡时,家乡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为对抗敌人的“清乡铲共”和陈策勋的暴行,在中共湘西特委领导下,桑植籍贺连元、贺炳南、谷佑箴等在洪家关举行了年关暴动。农军占领了桑植县城,撵走县长陈策勋,分发浮财给贫民,极大地打击了敌人“清乡剿共”的气焰。与此同时,贺龙在转移去上海之前,嘱咐南昌起义部队中桑植籍的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王炳南、贺桂如、文南甫等设法回桑植找党组织联系,发展武装,为新的革命行动做好准备。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贺龙向党中央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1927年11月,贺龙经香港秘密到达上海,开始谋划新的革命斗争。在上海期间,贺龙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返回湘西工作的请求,并拟定了《湘鄂西暴动计划》。党中央最后决定同意他返湘,并成立湘西北特委,贺龙为委员。

1928年2月28日,贺龙和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等回到桑植县洪家关。此时,桑植有北伐时期部队整编时被遣散回乡的贺龙老部下拉起的队伍,有为贺龙作后盾的大姐贺英组织的民兵武装,有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拖枪返回家乡准备与敌人继续斗争的队伍等近20支武装力量,共3000余人。贺龙将他们团结到一起,组织起这支工农革命队伍。这是南昌起义后,贺龙家乡人民在一次次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再次集结在党的旗帜下。

1928年4月,贺龙、周逸群带领这支武装发动桑植起义,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拉开“贺龙式”武装割据的序幕。在贺龙家乡的这块土地上,诞生了红四军(红二军),孕育了独撑一方的红二军团(红三军),为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实践典范,为党中央“武装割据”增添了巨大力量,继而发展为湘鄂西苏区,成为全国三大苏区之一,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文发表于《湘潮》杂志,以上文字转自:湘潮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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